作者简介: 项雅静, 1993年生,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硕士研究生 e-mail: st11_xyj@163.com
基于地基主动和被动差分光学吸收光谱(DOAS)分析方法, 在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对上海近地面NO2浓度(
The ground surface NO2 concentration (
行星边界层(planetary boundary layer, PBL)存在各种尺度的湍流, 动力学与热力学因素共同影响近地面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和累积[1]。 PBL白天发展比较迅速, 其结构中的混合层(mixing layer, ML)达到相当厚度, 占到PBL的大部分, 入夜之后下垫面冷却, PBL逐渐发展成逆温层, 且混合层逐渐消失[2]。
目前廓线观测和参数化模型为主要边界层探测方式。 廓线观测包括系留气球探测、 近地层气象塔和遥感探测等。 参数化模型包括英国气象业务模式和中尺度气象模式等。 两种方法不能同时满足观测范围、 时空分辨率和操作费用等方面的要求[3]。
差分光学吸收光谱法(differential optical absorption spectroscopy, DOAS)利用气体分子对紫外-可见波段的特征吸收进行识别和定量分析[4], 50余年前由德国海德堡大学Platt教授等[5]提出, 已相继出现了地基、 星载和车载等观测方式。 根据使用光源不同, 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, 前者使用氙灯等人工光源, 主要用来监测光路上痕量气体的平均浓度; 后者使用自然光源, 结合大气辐射传输模式, 能够得到痕量气体在整层大气中的垂直柱浓度和垂直廓线等。
主、 被动DOAS联合观测, 可以获取更多的大气信息[6, 7]。 本工作综合主、 被动DOAS观测, 运用合理的假设, 采用简单模型快速计算出混合层高度, 可进一步为实时连续环境监测与预报提供帮助。
在复旦大学第四教学楼(31.30° N, 121.48° E)的楼顶(高约20 m)安装了主动长光程差分光学吸收光谱系统(long-path DOAS, LP-DOAS)和被动多轴差分光学吸收光谱系统(multi-axis DOAS, MAX-DOAS)。
LP-DOAS由角反射镜、 150 W的高压短弧氙灯光源、 210 mm口径发射望远镜、 美国B& W公司的BRU741E-1024型号光谱仪、 1024象元的光二极管阵列(PDA)探测器和计算机等组成。 角反射镜置于东偏南680 m外的杨浦孵化基地50 m高阳台处, 其余仪器部件均位于四教楼顶。 光谱采集范围200~450 nm, 光谱分辨率为0.75 nm, 测量时间分辨率为3 min。
MAX-DOAS由接收望远镜、 光纤光谱仪(美国海洋光学QE65 Pro)、 望远镜控制器和计算机等组成。 接收望远镜口径50 mm, 朝北偏东约10° 方向, 在步进电机的带动下, 依次扫描5个俯仰角(elevation viewing angle, EVA, 3° , 6° , 10° , 18° , 90° ), 扫描一个循环需要约6 min。 仪器夜间自动测量暗电流, 白天当太阳天顶角小于85° 时自动采集光谱, 并根据积分时间自动扣除相应的暗电流成分。
受大气成分的吸收和散射的影响, 光束消光前后的光强关系[8]为
式(1)中, λ 为波长, 单位nm; I为测量光强, I0为发射光强; n为所测气体的种类数; σ 'i(λ )是气体i的窄带吸收截面, 也称差分吸收截面; σ i0(λ )表示气体i的宽带吸收截面, 随波长变化缓慢, 与慢变化部分的瑞利散射(衰减系数ε R(λ ), cm-1)和米散射(衰减系数ε M(λ ), cm-1)的变化效果相同; ci为第i种气体浓度, 单位molec· cm-3; L为光程, 单位m。
将式(1)两边取对数, 利用高通和低通滤波, 滤除吸收光谱中的慢变化和宽带吸收部分, 剩余窄带吸收A' (λ )
结合各类气体吸收截面和最小二乘法: 针对LP-DOAS观测, 光程L恒定, 单位m, 求得气体i的平均浓度ci, 单位molec· cm-3; 对于MAX-DOAS观测, 可求得气体i在不同望远镜俯仰角α 沿光路的积分浓度, 即斜程柱浓度(slant column density)SCDi, α , 单位molec· cm-2, 通常选择痕量气体吸收小的光谱(中午, 天顶方向)作为参考光谱, 测量光谱SCDα 和参考光谱SCDref的差值记为DSCDα (differential slant column density)
一般认为平流层吸收光谱在同一望远镜扫描周期内相同, 则EVA=α 时对流层斜程柱浓度DSCDtrop, α 与DSCDα 相等。 大气质量因子(air mass factor, AMF)为气体垂直柱浓度(vertical column layer, VCD)与SCD的比值, 由大气辐射传输模式求得, 则流层垂直柱浓度VCDtrop
采用辐射传输模式SCIATRAN[9]模拟AMF。 计算波长为354 nm, 选择伪球面大气模式并考虑大气多次散射过程。 将大气分为89层, 层顶高100 km°2 km以下, 网格精度0.1 km; 2~15 km, 网格精度0.5 km; 15~30 km, 网格精度1 km; 30~50 km, 网格精度2 km; 50 km到层顶, 网格精度 3 km。 地表反照率设为0.14[10]。 选择LOWTRAN气溶胶参数化模式: 边界层气溶胶类型为城市气溶胶, 相对湿度80%; 对流层能见度设为23 km, 相对湿度70%; 平流层气溶胶参数均设为背景值。 模拟时温度、 压强廓线替换为上海的探空数据(http://weather.uwyo.edu/upperair/sounding.html)。 痕量气体廓线采用模式提供的30° N— 40° N纬度带的各个月份McLinden气候学浓度廓线。
参考GEOS-CHEM模型模拟结果, 设置四季大气对流层NO2垂直廓线: 底部浓度均为53.75 molec· cm-3, 混合层内NO2浓度均匀分布, 混合层高度(冬季0.7 km, 春/秋季0.9 km, 夏季1.1 km), 冬、 春/秋和夏季NO2廓线浓度分别在1, 1.5和1.7 km高度处降为2.69 molec· cm-3, 2 km以上NO2浓度为0。
LP-DOAS测量光谱拟合波段为340~383 nm, 参与反演的气体有NO2, O3, HCHO, HONO, SO2和CHOCHO, 获得
![]() | 表1 各月有效数据的小时数 Table 1 Hours per month of the effective data |
光谱分析如图1所示, 其中的图1(a)为LP-DOAS测量光谱拟合示意图, 该条光谱2016年3月1日8:01:47测得, 反演得到NO2浓度为166.93 μ g· m-3 , 拟合残余结构标准差为4.32× 10-4; 图1(b)为2016年3月1日8:01:59时刻MAX-DOAS3° 仰角测量光谱的拟合示意图, NO2 DSCD为1.89× 1017 molec· cm-2, 其中拟合残差均方根为9.59× 10-4。
观测期间LP-DOAS测得的NO2小时浓度值
考虑卫星过顶时间不同, 将GOME-2(Global Ozone Measurement Experiment-2)和OMI(Ozone Monitor Instrument)卫星观测得的上海市对流层NO2垂直柱浓度NO2 VCDtrop, GOME-2和NO2 VCDtrop, OMI分别与9:00— 10:00和13:00— 14:00时段的NO2 VCDtrop, MAX-DOAS进行对比, 各得到晴好天气下的观测样本50和52个, 相关系数r分别为0.89和0.88, 说明MAX-DOAS数据可靠。 MAX-DOAS结果略大是因为地基观测点位于机动车污染明显的城市区域, 而卫星观测结果则为一定范围的均值; 而且卫星探测器与MAX-DOAS接收到的太阳辐射传输路径不同, 地面气溶胶和高空云层会降低卫星探测污染物的敏感性。
通过后向轨迹模式(HYSPLIT)读取全球同化系统(Global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, GADS, ftp://arlftp.arlhq.noaa.gov/pub/archives/gdas1)气象资料获得边界层高度(PBLH)数据, 该气象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1° × 1° , 时间分辨率为3 h(均为UTC, 其中同化资料: 00:00, 06:00, 12:10, 18:00, 模式预报: 03:00, 09:00, 15:00, 21:00)。 气象要素资料含31种地表气象要素和九种垂直层要素。
根据式(4), 由MAX-DOAS光谱分析获得DSCD后, 需进行大气质量因子AMF模拟, 进一步向VCD转化。 由于AMF依赖于大气辐射传输特性, 受到各种大气成分吸收、 散射和折射作用[15]。 分别以5, 10 km和虹桥机场能见度数据(https://www.wunderground.com/history)进行AMF模拟, 结果表明以实测能见度开展AMF模拟能够进一步提高MLH与PBLH相关性(r=0.93)。 日后应用本算法时可以联合DOAS仪器与能见度仪观测。
统计DOAS观测期间的MLH和PBLH数据, 二者小时均值日变化如图5所示。 MLH和PBLH大小约为0.1~2 km。 二者日变化均呈现单峰结构, MLH高值出现在12:00— 15:00, 而PBLH时间分辨率低, 最高值出现在14:00。 白天整体上PBLH数值高于MLH, 前者的数据离散程度也明显大于后者。
统计MLH与PBLH在5:00— 17:00时间段的月均值, 二者的月变化趋势相似[图6(a)], MLH和PBLH在2015年9月和2016年2月数值较高, 2015年7月和2016年3月数值较低。 图6 (b)可见MLH/PBLH的大小范围为0.2~3.7, 均值为0.983± 0.591, 与文献相符[2]。
相同观测点位安装有MPL-4B型脉冲激光雷达, 该仪器的时间、 空间分辨率分别为30 s和30 m, 属于弹性后向散射激光雷达。 反演雷达探测数据获得边界层高度PBLHlidar, 与相同日期求得的MLH小时均值的相关系数r为0.75[图7(a)]。 二者的日变化趋势一致[图7(b)], 均在12:00— 16:00时数值较高, 且二者在早、 晚5、 6时数值大小趋于相同, 与近地面大气发展规律相符。
根据上海市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LP-DOAS和MAX-DOAS观测, 反演获得NO2近地面浓度及对流层垂直柱浓度及其有效性, 着重讨论了结合主、 被动数据计算MLH的可行性, 将计算结果与GDAS气象数据库中的PBLH数据以及同点位雷达观测数据进行对比验证:
(1)LP-DOAS测定的近地面NO2浓度与上海空气质量NO2浓度呈正相关。 MAX-DOAS测得的对流层NO2的垂直柱浓度与GOME-2和OMI卫星数据的相关性系数达到0.8以上, 明显相关。 DOAS观测结果可靠。
(2)结合LP-DOAS与MAX-DOAS计算MLH的算法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性。 MLH计算结果与GDAS气象数据库中的PBLH数据以及雷达边界层高度PBLHlidar数据相关性高, 相关系数分别为0.93和0.75。 日均变化及月均变化趋势相同, 同时求得MLH约为PBLHGDAS的0.98倍。 该算法具有明显可行性。
(3)该方法存在的主要误差可能是箱型廓线假设与真实情况存在不同, 经过误差讨论分析, 若NO2呈高斯分布和指数衰减时, 与箱型廓线的MLH结果相差0.5%~14%和26%~36%。 此外, 辐射传输模型中对边界层高度的定义也会对推算结果产生10%不确定性。
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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